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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3)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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