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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

  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邋里邋遢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 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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