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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时间好像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凯蒂,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

  是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稍后,玛格特一脸激动的样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十分震惊,招集令?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会让他受此厄运吗?“他当然不会去的,”玛格特说得很肯定,一边和我一起等着。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记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紧接着听到楼下妈妈和凡·达恩先生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每次门铃响,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别人谁也不开门。

  后来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想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并哭了起来。玛格特16岁,难道他们真的要把这种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躲起来——往哪躲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在哪里……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最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像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像。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像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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