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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0月3日,带着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急信,朴一禹到达北京:毛泽东同志:……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压在朝鲜南部狭小的地区内,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的决定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威信,为实现将朝鲜殖民化与军事基地化的目的,急速调动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于九月中旬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继而占领了汉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对登陆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处于前线的人民军已面临着很不利的情况。战争以来,故人利用约千架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故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着其威力。各条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的掩护下,地面机械化部队疯狂向我进攻,我们受到的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讯与其他设施大量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大量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南部战线上的人民军处于被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去联系,甚至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继续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故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的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的飞行师……

  我们必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化和军事基地化,我们必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起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的严重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决心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天安门夜空的焰火还没有熄灭,中南海颐年堂里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朝鲜目前的局势和金日成的请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局势。至于“联合国军队如果‘越线’进攻北朝鲜,中国将不能不管”这样的警告,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做了明确的表态。就在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不久,当中国军队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印度大使曾隐晦地用麦克阿瑟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时的那句“给我五百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提醒中国领导人,如果介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工业将遭受破坏”,“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十年”。而聂荣臻的回答是:“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寻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有它自己的弱点,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发展。”

  9月30日,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这个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反复引用的演说被称之为中国方面发表的阐述中国原则立场的重要文件。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决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在明确地告诉联合国,中国不会任局势发展而没有动作。

  但是,中国领导层一开始在是否出兵朝鲜参战的问题上也出现过分歧。虽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初步提出了出兵的意向,鉴于当时林彪有病无法出任东北边防军总指挥,会议达成立即让彭德怀进京商议的决定。而最后是否出兵参战,会议决定于10月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再进行讨论。

  就在这天晚上,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再次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迪,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对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应该说,中国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出兵参战,事先是没有保密的,可惜对于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美国方面竟然当做是一种“口头上的威胁”,是一种外交上的“姿态”。拿被称为“中国通”

  的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的话说是:“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

  中国的出兵就在美国人以为的“姿态”中开始了。

  1950年10月4日,一位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高级将领出现在北京,他是彭德怀。

  彭德怀,这个八岁时就失去母亲的贫寒农民的儿子,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他个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自己的武装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红军时期他任红军三军团军团长,在艰苦的反击蒋介石的“围剿”中战功卓著。

  红军长征时,他的军团血染湘江,突破乌江,使几乎覆灭的中国红军得以转危为安。走过没有人烟的草地后,在红军的陕甘支队中,他和毛泽东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他指挥的“百团大战”震惊世界。在和蒋介石军队的最后较量中,他率领的野战军所向披靡,收复了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域。毛泽东有专门为他写下的诗句: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时任中国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正致力于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工作。虽然他的办公室里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挂上了朝鲜地图,但是,他更为关心的还是中国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那通过血肉的拼杀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他梦想的是让脚下的土地多产粮食,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为此,他亲自主持了发展大西北的经济计划,包括石油的开采,农业的灌溉以及在交通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建立起交通网。但是他接到了立即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并且中央的专机此刻已经停在了他所在的城市西安。彭德怀上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央会议要讨论的是什么,于是他嘱咐秘书,把他的大西北建设计划带上。他说,说不定中央要听的是他关于迅速恢复经济的汇报。至于朝鲜战争,还是在8月的时候,那时朝鲜人民军进攻顺利,他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为了应付局势,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如果此次进京是为战争的事,彭德怀也没有料到会是让他率领军队上前线。第十三兵团去东北集结以及东北边防军的人事任命他是知道的,但即使真的因为战争需要,第十三兵团,这支大部是由第四野战军组成的兵团一旦出动,统帅理所当然应该是林彪。

  彭德怀把没有的事都想到了,而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事是他没有想到的。

  彭德怀到达中南海时,讨论是否出兵朝鲜参战的会议正在进行,他立即感受到了气氛的沉闷。中国领导层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反对出兵的理由是:新中国急切需要的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缓和严重经济困难给这个新生政权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中国的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边远地区和岛屿上还残留着百万以上人数的国民党部队,一些地方的社会远没有安定,新政权正艰难地建立着。由于还有很多地区土地改革没有完成,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还不巩固。

  更重要的是,如果出兵参战,对手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最终打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实力,至少从工业力量和军队装备上讲,我们与对手相差很远。另外,中国军队中因为和平的到来对战争的厌倦思想不能不予以重视。对此,聂荣臻说:“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打这一仗。”赞成参战的意见主要认为:一旦联合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对新中国将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唇亡齿寒”这个中国妇孺皆知的古老故事,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地成为一条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原理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条充满务实精神的安全准则。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在会议上没有发言。会后,毛泽东给了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一夜的考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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