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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一回 封义均命禹摄位 复九州玄都来朝(1)


  大频国君来朝之后,又荏苒数年,帝舜这时年已八十余岁了。自在闽山与彭武、彭夷研究飞升之术。又得元秀真人之指示,勤加修练,于仙道已有根基,因此颇有冲举之志。但因尚有两项心事办理未了,不免踌躇。

  第一项是传禹之事。已经确定了,而儿子义均未曾安置妥贴,终必为碍。但是何以不早为安置呢?原来帝舜虽有子九人,而娥皇却无所出,都是女英及三妃登北氏所出的。女英所出的长子义均,自幼即归娥皇抚养,娥皇非常钟爱。因为钟爱的原故,凡事不免姑息,因此义均不好学业,专喜欢歌舞。到得后来,习惯养成,而他的天资又笨,就是教导也教导不好。

  俗语有一句叫作“外甥多似舅”,不想四千年前早有这个成例。所以帝舜的要传位给禹,固然是事势情理所迫,不得不如此。但是义均既已如此不肖,就是帝舜要传位给他,亦是不可能了。帝舜是个大智之人,岂有不知道之理,不过要预先安置义均,势必仿照帝尧待丹朱成法,先放之于外,方才不发生问题。但是义均如果他出,娥皇势必偕行,不但父子分离,而且夫妻睽隔,心中未免不忍。

  加之十余年来,娥皇体弱多病,禁不得再有愁苦之事以伤其心。因此,帝舜传禹之心虽定于十年以前,而手续颇难即办。这年是帝舜的二十九年,娥皇竟呜呼了。于是帝舜即下令封义均于商,待过了娥皇葬期,即出就国。到得次年,葬娥皇于淯(yù原注:现在陕西宝鸡县),给她上了一个尊号,叫作后育。礼毕之后。义均就拜辞父母,向封国而去。帝舜第一项心事总算办妥。

  第二项是有苗之事。原来有苗之民虽经伯禹、皋陶的讨伐,恩威并用,暂时已经帖服。然而三苗、狐功等陶铸之力实在不浅,好乱之性仿佛天生,年深月久,渐渐蠢动,又复不妥了。新近他们遗民中又出了一个枭雄,姓成,名驹,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俨然是一个孤功的后身。推戴了一人作为君主,锐志恢复狐功愚民、虐民、诱民的三大政策。并倡议光复旧物,一时死灰陡然复燃。从三危山渐渐回到旧地,洞庭以南又复嚣然。帝舜知道这个消息,不好意思就将天下传禹,仿佛有避难卸责的情形,因而尚在考虑。

  又过了一年,忽报有青龙一条现于郊外。帝舜知道这是伯禹将兴的先兆。一日视朝,就叫伯禹过来吩咐道:“朕自先帝上宾,忝步大位,已经三十余年。现在年逾九旬,精力日差,实无能力,再理此万岁之事,巡守方岳,更不必说了。汝做事勤勉,所有这许多政务百官,自今以往都归汝去统治吧!”

  伯禹听了,再拜固辞。帝舜不许,伯禹只得受命。又过了多月,帝舜就向他说道:“伯禹,汝走过来。从前洪水滔天,儆戒至深,能够成功,全赖汝之能力。而且汝对于国事能够勤,对于持家亦能够俭,都是汝之贤处。汝惟其不矜,所以天下没有人和汝争能;汝惟其不伐,所以天下没有人和汝争功。朕既然佩服汝之大德,又佩服汝之大绩,朕看起来,天的历数在汝身上,汝终究可以陟帝位了。

  “不过有一句话汝要知道:大凡人身中总有两个心,一个叫人心,一个叫道心。人心最危险,道心最微妙。它们两个心刻刻在那里交战。人心战胜道心,就堕落而为小人;道心战胜人心,就上达而成为君子。但是贪嗔痴爱,饮食男女,一切都是人心。人心的党羽多,道心的帮助少。顺人心做起来,表面极甘;顺道心做起来,表面极苦。所以两个心交战,道心往往敌不过人心。

  “汝以后一切做事总须一意注重在道心上,使它精熟,那么人心才不能为患。既然能够保全道心,尤其要紧是执着一个‘中’字。这个“中’宇,是先帝传授给朕的,因为道心虽是一个至善之心,但是应起事来,不见得一定是对。天下有许多败事之人,问他的初心,本来并不坏,或偏,或倚,或过,或不及,毫厘之差,遂致千里之谬,总是不能执其中的原故。总而言之,汝将来在位之后,第一要慎,第二要敬,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为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为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为仁焉。这三句朕行之而有效,汝宜取以为法,假使四海困穷,天禄亦从此永终了。尤其可怕的是这张口,好是这张口,闯祸亦是这张口,汝好好的去做吧,朕亦不再说了。”

  伯禹听了,再拜稽首,仍是推辞,说道:“现在朝廷之上,功臣甚多,请帝个个卜一卜,哪个最吉,就是哪个,不必一定是臣。”

  帝舜道:“伯禹!朕早已占过了。占卜之法,自己先定了主意,再谋之于玄龟。现在朕志先定,问之于众人,亦无不赞成,鬼神许可,龟筮协从,卜筮之道,决不袭吉。何必再占呢。”

  伯禹只是个固辞,帝舜一定不许。伯禹不得已,只得拜手受命。择了正月上日,受命于神宗帝尧之庙,一切礼节,都和从前帝舜一样。

  过了几日,伯禹就决议恢复九州之制。原来伯禹治水之时,早将九州之贡赋规划妥当。不料成功之后,帝舜主张分为十二州,业经帝尧允许,伯禹不愿与帝舜意见相左,所以那九州贡赋之制始终未曾拿出来。现在既然受命摄政,规划经国之要,财用最急,而贡赋又为财用之所自出,因此先行恢复九州之制,然后再将从前所定贡赋之法颁发于诸侯。其大致定王畿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开去。

  王畿千里,其外东西南北四面各五百里,叫作甸服。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侯服。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绥服。绥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要服。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荒服。五服之中,甸服逼近王畿,归天子直辖,其法用赋。赋者,上取于百姓之意。其余四服,皆系诸侯之地,其法用贡。贡者,下之所供于上也。

  伯禹这种办法是个中央集权之法。比到帝舜的颁五瑞更要进一层。因为那五瑞不过是受中央之命令,还是名义上之统一,如今不但名义上须受中央之统率,并且实际上每年须拿出多少货物来供给中央政府。货物的多少与种类都由中央政府指定,无可避减。

  诸侯的肯以服中央与否,从前不甚看得出,因为他实际虽已背叛,而表面上并无表示,亦只好由他去。如今每年须纳多少之贡物,贡物不到,即是背叛之据。而且从前还可以推说交通不便,不能朝贡,自从伯禹治水之后,早将九州的道路规定好了,而且帝都即在大河之旁,各处之水大半与河相通,所以大半都是水路,如同雍州到冀州,是从积石山坐船,绕过从前的阳纡大泽,直到龙门山,再越山而达渭水,就可以径到帝都了。

  从梁州到冀州,由西倾山下的桓水坐船,经过潜水、沔水,翻过山,到渭水,就可以由大河入帝都。从衮州到冀州,但须在济、漯二水中坐船,即可以由河而达帝都。从青州到冀州,由汶江水坐船,转入济水,以达于河。从徐州到冀州,由淮水、泅水中坐船,径到大河。从扬州到冀州,由大江中坐船,人于淮水、泅水,以达于河。从荆州到冀州,或者由江之沱水,或者由汉之潜水坐船,越过山,到洛水,以达于河。从豫州到冀州,径从洛水即可达到。照这个情形看起来,不但将贡物规定好,而且贡道亦预先指定。伯禹的计地真可说定得周到。

  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帝舜办不到,伯禹办得到,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当时洪水泛滥,全靠他平治的原故,伯禹既然代各地诸侯治平了洪水,保全了他的领土,那么他们应当对于伯禹有点报酬,所以伯禹趁势规定贡赋之法,他们是决无异言的。而且伯禹亲历各地,情形熟悉,那种神力诸侯又是亲见而亲闻,就使要反抗,亦有所不敢。因此之故,伯禹恢复九州之后,贡赋之法就实行,但是诸侯之中亦竟有敢反抗的,就是有苗。

  原来那成驹恢复从前左彭蠡右洞庭之旧地以后,三苗遗民群起欢迎,声势已不小,但还不敢公然背叛。到得此时,贡法颁布,成驹等便商议起来,决计不肯遵例纳贡。又阻遏南方各国,使他们亦不能入贡。成驹等所最恨的是玄都氏之国。因为三苗从前和伯禹交战的时候,玄都氏的遗民曾经助伯禹做间谍,充向导。后来又分裂他的土地,以立为国,所以最恨他。

  这次遂派兵前去逼迫玄都氏,玄都氏不能抵敌,只得叫人从间道飞走蒲坂来告急。

  伯禹知道了,就请帝舜加以挞伐。帝舜道:“君子之道,重在责己。这个总是朕等喻教没有竭尽的原故。久施喻教,他一定服的,朕等只须行德就是了。”

  伯禹道:“三苗包藏祸心久矣,南有衡山,北有歧山,右有洞庭,左有彭蠡,他据有这种险阻,岂是喻教仁德所能感服的呢!”

  帝舜见伯禹如此主张,就说道:“那么汝就去征讨吧。”

  伯禹听了,稽首受命,退朝之后,就来校阅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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