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2)

卷二十一(2)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驳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祐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颜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孙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高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苟氏。然敬字从著（原注：己力切，音棘）非苟也，从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珪、蔡确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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