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1)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蚊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蚊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蚊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蚊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蚊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

　　王彦霖《系年录》：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著作郎黄庭坚除起居舍人，苏子由不悦曰：“庭坚除日，某为尚书右丞，不预闻也。”已而后省封还词头，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专乎？抑不乐庭坚也？庭坚字鲁直，蚤出东坡门下，或云后自欲名家，类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官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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