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三(2)

卷十三(2)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譊譊也。然譊譊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熟为究明？或日：“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间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志，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嚣，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受，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离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盂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于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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