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八(3)

卷八(3)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当其时，虏尽擅中原之土，安得不应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贱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诺陀使其国，国人喜曰：“大国使至，吾国兴矣。”其后凭陵中国，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为太宗所灭。予谓天初无夷夏之辨，其为盛衰阴阳治乱之数也，验于今昔，无不然者。

　　羊祜从甥王衍从祜论事，辞甚辩。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顾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伤风败俗者，此人也。”又步阐之役，祜欲以军法斩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积怨毁之。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后衍尚虚诞，鄙薄名数，识者以为忧。戎独深然之，以致夷狄斫丧中原之祸。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则吕献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则张九龄之于安禄山似之。呜呼，贤哉！

　　北齐刘炫，字光伯。时求遗书，乃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讼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连山易》，意义浅甚，岂炫之伪书乎？

　　齐著作郎祖埏，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因宴失金叵罗，于埏髻上得之。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果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罗果何物也。汉韩信擒李左车，问以下齐之策。周宇文邕破晋阳，擒高延宗，问以取邺之策。皆辞而后对，悉如其言。二事甚类，岂兵法当尔耶！

　　唐郑元祐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天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祐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护。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刃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祐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喝愚民，诈欺庸品。”又云：“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皆矫云由佛。”又云：“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永。汉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韩退之《论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岁，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寿不能长，梁武事之最谨，而国大乱。”宪宗得奏大怒，将加极法，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琪乖刺也。”子谓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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