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治生三变_郎潜纪闻四笔

周永年治生三变

　　历城周编修永年，乾隆间与戴东原、邵与桐诸君，同奉特征，修四库书，授官翰林，学者称为荣遇。家素饶给，弃产营书，积卷近十万，不欲自私，以“藉书”名园。藉者，借也。其意盖欲构室而藏，托之名山，使强有力者，赡其经费，立为法守，俾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

　　又感于古人柱下藏书之义，以为释、老反藉藏以永久其书，而儒家乃失其法，因着《儒藏说》一十八篇，冠于书目之首，以为法式，其志善矣。视以藏书贻子孙者，所见抑又宏矣。

　　既入翰林，以谓官清贵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无求于人。于是鬻闲架权市货，倩贾客为之居廛，俄而大耗其赀，则矍然省曰：“商贾，末也；力农，本也。弃本逐末，我则疏矣。”则又僦田讲求艺植，倩农师为之终亩，凡再遇丰年，而僦田所获，不足偿其粪溉，则又矍然省曰：“农夫耒耜，士之贽也。我不食业而耕，是谋失吾本矣。”遂评辑制举之文，镌印万本，以为诸生干禄者资。其文多组织经史，沈酣典籍，意在即举业而反之通经服古，自谓庶几义为利矣。而应科举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赀多券质，责逋计子母即鬻万本不足偿，于是至大狼狈。凡编修计治生，知其事者，无不规谏，虽妻子亦力阻。

　　而编修自喜益深，又坦怀无逆亿，故以温饱之家，购书余蓄无几，至三变计，而益惫不支。士人读万卷书，明于大而忽于微；拘于常理而昧于物情之万变。虽寻常一粥一饘，硁硁自守，犹或为僮奴所渐蚀，宾客所闇图，况可歆动外来，与陶白辈角其心计乎？若其“儒藏”之说，则搜扬遗籍，津逮后贤之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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